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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前任總理上一次訪問中國已經過去近三年時間。這三年里，挑戰(zhàn)和風險加劇，在歐洲和東亞是如此，對德中關系來說當然也是如此。三年來，世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是由于新冠疫情，二是由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這場戰(zhàn)爭給國際秩序、能源和食品供應以及全球經濟和物價帶來的嚴重后果。正是因為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并非這種形勢下的選項，我啟程前往北京。長時間以來，新冠疫情和北京嚴格的防疫政策使得這樣的訪問無法成行。此次面對面的會晤因而愈發(fā)重要。

此番訪問，我關注的是下述五點內容：

1. 當今中國已不再是5年前或10年前的中國。中共二十大剛剛落幕，其成果釋放出明確信號：與以往大會報告相比，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持明顯占據了更多分量。謀求國家安全即社會主義制度的穩(wěn)定連同謀求國家自主性未來將被賦予更多意義。顯然：如果中國發(fā)生變化，那么我們同中國交往的方式也必須變化。

2. 不只是中國，世界也發(fā)生了變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秩序構成嚴峻挑戰(zhàn)。普京連對發(fā)出核武威脅都已毫無顧忌。他以此威脅越過全人類劃下的紅線。今年年初，中國還在同聯(lián)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一同發(fā)表的一份聲明中明確表示反對使用核武器或單單以核武器相威脅的做法。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負有特殊的責任。為了維護聯(lián)合國憲章及其原則，北京向莫斯科做出明確表態(tài)非常重要。

這包括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沒有哪個國家是另一個國家的“后院”。位于歐洲的烏克蘭不應被這樣看待，地處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國家也是如此。那里正在形成多極世界中新的力量中心，我們愿同那里的國家建立和擴大伙伴關系。過去數(shù)月，我們在國際層面展開密集磋商，不只同日本、韓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樣的緊密伙伴，也同非洲和拉美國家進行溝通。下周晚些時候，我將訪問東南亞并出席G20峰會。我訪華的同時，聯(lián)邦總統(tǒng)將到訪日本和韓國。正是因為德國在冷戰(zhàn)時期體會到分裂的慘痛代價，我們不愿看到世界上再次形成不同的陣營。美國新發(fā)布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也提出了正確的目標，即強調避免新一輪的陣營對抗。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這個擁有14億人口和強大經濟實力的國家未來當然會在世界舞臺上發(fā)揮重要作用——世界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也的確是如此。然而，既不能像一些人要求的那樣得出孤立中國的結論，也不能認為中國有權稱霸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3. 盡管情況有所改變，中國也依然是德國和歐洲重要的經濟和貿易伙伴。我們不想要“Decoupling”，不想同中國脫鉤。然而中國想要的是什么呢？中國的“雙循環(huán)”經濟戰(zhàn)略意在強化內部市場，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此外，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末的一次講話中曾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國技術，“拉緊國際產業(yè)鏈對我國的依存關系”。此類表述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因此，我們將通過明智的多元化來減少單邊依賴。這需要把握分寸和腳踏實地。德國和中國之間的大部分貿易涉及的產品既不缺乏可供選擇的供應來源，也沒有危險的壟斷威脅。更確切地說，中國、德國和歐洲從中同等受益。但是，在形成了有風險的依賴性的地方——比如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特定的未來技術方面——我們的企業(yè)現(xiàn)在正拓寬他們的供應鏈，這樣做是正確的。我們?yōu)樗麄兲峁┲С郑?，通過新的原材料伙伴關系。關于中國在德投資，我們也會根據這種交易是否會產生或加深有風險的依賴度來加以區(qū)分。這也是聯(lián)邦政府在中國遠洋海運集團（COSCO）以少數(shù)股權入股漢堡港一處碼頭這樁交易上采用的評判標準。由于有明確的條件，該碼頭的全部控制權仍屬于漢堡市和港口公司。多樣化以及加強我們自己的韌性，而不是保護主義和退回到自己的市場——這就是我們的立場，在德國、在歐盟。

在中德關系中，我們距離對等還十分遙遠，例如在企業(yè)準入、許可證、知識產權保護或法律確定性以及國民的平等待遇問題上。我們將繼續(xù)要求對等。如果中方在一些方面拒絕這種對等，這也不能不了了之。在同中國的交往中進行這樣的區(qū)分符合德國和歐洲的長期戰(zhàn)略利益。

4. 習主席今年年初在達沃斯說過：“世界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fā)展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這意味著也要允許和容忍矛盾。這意味著在相互交流中不回避艱難的議題。這包括尊重公民和政治自由權、尊重例如在新疆的少數(shù)民族的權利。

臺灣周邊的緊張局勢令人擔憂。同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我們遵循一個中國政策。但這也包括對現(xiàn)狀的改變只有在和平及相互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我們的政策旨在維護基于規(guī)則的秩序、和平解決沖突、保護人權和少數(shù)群體權利以及自由公平的世界貿易。

5. 當我以德國聯(lián)邦總理的身份訪問北京時，我同時還有一重歐洲人的身份。這不是說代表整個歐洲發(fā)言——那樣做會是錯誤的、也是冒昧的。而是說德國的對華政策只有根植于歐洲的對華政策中才可能成功。

因此，在我出訪前，我們同包括馬克龍總統(tǒng)在內的歐洲伙伴以及我們的跨大西洋伙伴進行了緊密協(xié)商。歐盟準確描述了中國作為 “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對手”的這三重角色，而對手及競爭的元素近年來無疑是增加了。我們必須通過擁抱競爭、認真對待作為制度性對手的后果并在我們的政策中對之加以考慮來應對這一現(xiàn)狀。同時，也要探索在哪些方面合作仍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畢竟，世界需要中國——比如在抗擊如新冠這樣的全球性疫情方面。

在結束全球糧食危機、幫助重債國家以及實現(xiàn)聯(lián)合國發(fā)展目標等方面，中國也發(fā)揮著關鍵作用。沒有中國在減排方面的堅決行動，我們無法贏得抗擊氣候變化的這場戰(zhàn)役。因此，很高興看到中方在擴大可再生能源方面制定了高遠的目標。我將爭取中國與我們一道特別亦在國際層面為氣候保護承擔更多責任。我們清楚，在氣候友好型技術方面，我們亦處在競爭關系中——競爭最高效的產品、最巧妙的想法、對各自計劃最成功的實施。但前提是，中國不對我們的氣候友好型技術關閉市場。我們直面這場挑戰(zhàn)。因為缺少競爭往往也意味著缺少創(chuàng)新。而從中受損的將是氣候保護——到頭來也就是我們所有人。

對于上任以來首次對華訪問而言，這些是很多需要關注的內容。我們在符合雙方利益的地方尋求合作。我們不會對存在爭議的地方避而不談。這是德中兩國坦誠交流的應有之義。